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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我们在商法典立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法国1946年宪法设立的宪法委员会也属于议会的内部机构。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在2017年两会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对公民提出的认为违宪违法的审查建议进行了处理，过去一年总共研究处理了92件，发现了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了监督纠正。即如果存在法律时先适用法律进行判断，在没有法律或者适用法律仍然不能作出判断时，才需要适用宪法作出判断。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为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二是未能依据宪法制定法律。

[22]我国实行我国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宪法体制下，在国家机关之中，设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均在其之下，而同时由其性质所决定，只能由其行使国家立法权。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19]参见杜强强：《论宪法修改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288页。

实际上这次宪法修改早在1970年就启动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970年7月17日成立，[9]1975年1月13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之后的宪法，1月20日公布了修改之后的宪法全文。全国人大还可以全部不接受，不对宪法进行修改。谢尔曼就修改方式首先发难后，麦迪逊马上做出回应，力陈这种植入模式的好处。换言之，在2004年宪法修改时，修宪者眼中的宪法第98条已经不再是1982年宪法的原文，而是被1993年第11条修正案修改和替换过的新条款了。

（二）决议修改 在1980年启动对1978年宪法的全面修改前，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这与美国宪法修正案从不提及宪法原文，而只明列修改后的条文有着很大的不同。

[19]实际上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采取修正案的方式来修改宪法，这是1988年宪法修改时所确立的一个先例。作为改进的方案，可以设想在将来进行宪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在拟定宪法修正案的条文时，在条文的末尾附加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本修正案对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全文公布。彭真委员长说修正案的方式比我国过去修改宪法的办法好，与其说这是在对比全面修改与修正案方式，还不如说这是在对比决议修改式与修正案方式。

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大有必要在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文中阐明宪法全文的公布方式，而使修改后的宪法全文成为正式的法定文本，更有利于维护宪法文本的权威。[18]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从以往实践看，全国人大在开会时都会通过一项《议案表决办法》，并在这个办法中规定宪法修正案的表决方法。谢尔曼指出，不应当将修改案植入原文，因为这将毁掉整个的结构，我们不能把法律像黄铜生铁和粘土一般掺和成一个混杂物。

[23]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特刊，第74页。就此而言，甚至可以认为我国宪法竟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定文本——1982年宪法的原文已经被修正案所替换，而替换后的文本本来应当是修宪者眼中的法定文本，但这个法定文本却未经修宪者的表决。

前者具有法律效力，所以是法定文本。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机关的建议的说明》首度提出要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在做有关修改宪法的说明时也有这样的表述。

自1988年以来，全国人大已经对宪法进行了五次修改，通过了52条宪法修正案，且修改的幅度逐渐增大。因为它每次都提到要将1978年宪法的原文改为新的内容。[6]See supra note 2,p742. [7]David E.Kyvig, 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 Amending the U.S. Constitution,1776-1995,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 p102. [8]参见韩大元、屠振宇：宪法条文援引技术研究，《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第88页。可以说，修正案越多，尤其是针对宪法同一处的修正案越多，就越会导致宪法文本在识别上的混乱，越易引发人们的误解。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又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按照宪法第64条规定的程序，这个建议由2383名代表签名，被以代表提案的方式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15]刘政：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则、方式和程序——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回顾，《中国人大》2002年第21期，第27页。

因为从法律上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是宪法修正案，而不是根据修正案修改过后的宪法全文。[2]History of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 p 451-452.这是美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第一个会期（1789年3月4日至9月29日）的议事记录，虽然不像是逐字逐句的速记录，但算是完整保留了众议员们的讨论内容，而同期的参议院则没有保留下讨论记录。

[22]而到了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有关修改宪法的说明时用了一整段话来说明宪法文本的问题：关于宪法文本问题。[24]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同时有利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参照以往做法，建议本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由大会秘书处根据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将1982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即2018年修正文本）同时予以公布。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对决议修改方式的一个改进。[15]我国过去的宪法修改，既有全面修改，也有局部修改。

从这个角度看，1993年宪法修改时，全国人大既然要在宪法原文中增加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则此次修改先由2383名代表提议，再由全国人大通过，在程序上就恰到好处。随着宪法修正案数量的增加，这种缺陷将日益凸显。[9]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6]修正案方式维护了宪法原文的不动，但它的确令对宪法含义的确定复杂化了。

[17]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12]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法定文本 我国宪法第64条规定了宪法的修改程序，但它并没有规定修改的具体方式。因为法律的特质在于它既非物理，亦非心理上的存在，毋宁是精神的存在。

宪法修改的幅度如此之大，这是否已经使修正案的方式难堪其任？本文拟追溯修正案方式的历史渊源，阐述其基本的功能，然后再讨论我国对修正案方式的实际运用，最后再提出完善的方案。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提出了宪法草案，这个草案在提交各州宪法会议批准的过程中，人们最多的批评，是它没有权利法案的规定。

[3]Ibid.p734-744. [4]Ibid.p795. [5][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8页。1978年3月1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说这次大会将要通过的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一部新宪法。（2）具体规定全国人大对修正案草案的审议、改动、表决程序。第二天众议院即转入对修改案实质内容的讨论，但在经过连续5天的讨论后，谢尔曼在8月19日再次提出了修正案的方式，众议院对此又展开了类似的讨论（没有具体记录），但在表决时众议院却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谢尔曼的提议。

[16]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年版，第901页。以下简述一下我国宪法修改方式的历史发展。

2004年宪法修改后将1982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与其说是放弃了修正案的方式，还不如说是修正案方式已经愈发不能适应我国宪法修改的实践，重新公布宪法全文实属必要。应该说，这也是关系到维护宪法尊严的问题。

他指出，宪法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作品，应当有一统的外观，清晰且明确。[22]这次宪法修改，继续沿用1988年和1993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